作者：阎天
年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意外去世。世人尚在唏嘘，围绕大法官身后安排的政治斗争就迅速席卷了美国政坛。总统与国会之间发生了激烈对峙，甚至波及民主与共和两党刚刚打响的选战。这深刻反映了美国司法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是其司法政治的真实写照。
一
一种观点认为，大法官之死虽然算个政治事件，但是远不足以引发如此剧烈的、全局性的政治震荡。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独揽行政大权，又是三军总司令，执掌“刀剑”；国会两院则手握立法大权，还决定政府预算，把持“钱袋”；而最高法院虽然拥有司法权，却委实不能和总统及国会相匹敌。毕竟，法律要靠国会制定，经费要靠国会拨付，判决要靠行政部门去执行，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可谓处处仰人鼻息，想在政治舞台上当个配角都难，折腾不出大动静来。为了大法官的身后事，总统、国会、两党竟然闹得如此不可开交，政客们到底图什么呢？
他们看重的是最高法院的一项大权——违宪审查权。美国拥有全世界最早的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于1789年生效。美国又是个移民国家，各个族群之间缺少共同历史文化纽带。于是人们把宪法当成其立国之本，甚至将宪法奉上神坛，当成《圣经》膜拜。有人评论说：宪法就是美国的“公民宗教”，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充当了神坛上的祭司。他们负责解释宪法含义，并有权力宣告一切违背宪法的国会立法、行政命令都无效。总统和国会虽然大权在握，但是迫于全民信仰“宪法教”的形势，也不得不拜倒在祭司脚下，接受违宪审查并执行判决。
违宪审查大权在握，看似孱弱的最高法院就能够发挥巨大政治能量。在极特殊的情形下，它甚至可以决定总统人选。2000年大选时，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与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杀得难解难分，各自拿下许多州的支持，而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将最终决定胜负。事也凑巧，两人在佛州的得票数极其接近，小布什只领先几百票，而遭到漏记、错记的选票却可能多达几万张。戈尔一方坚决要求重新计票；小布什一方则强烈反对，干脆一纸诉状告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指责重新计票的决定违反宪法。
这给最高法院出了个大难题。宪法是两百多年前写成的，当年何曾想到会有这种巧事发生，又怎么可能预先安排？既然宪法规则不明确，就全靠大法官们解释了。总统让谁当，案子说了算；案子怎么判，宪法说了算；而宪法是什么，大法官说了算。总统大位的归属全系于大法官们一念之间，他们手中的权柄有千钧之重。最终，最高法院判决佛州停止重新计票，断了戈尔一方的生路，让小布什当上了总统。除了法院意见以外，大法官们还提出了一份附议、四份异议。斯卡利亚大法官就是附议人之一。总共多达六份意见，翻译成中文之后，竟然编成了厚厚一本书，不仅普通人看不懂，连法律工作者都直挠头。这样一座复杂的法律迷宫，简直要把美国民众绕晕，它可能获得接受吗？
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最高法院适合裁决这起纠纷；判决出台后，绝大多数人也愿意接受小布什当选总统的现实。戈尔则表示：虽然我不赞成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我接受它，并祝贺小布什胜选。经此一事，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扩张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如今大法官去世，让各股政治力量获得了介入最高法院人事的机会。为了间接地影响违宪审查权的行使，总统、国会、两党拼尽全力，打成一团。
二
有人会问：美国是法治国家，法官只服从法律，怎么会受到政治影响呢？其实，法官要依法判案不假，但是最高法院所依照的“法”太特殊。宪法的内容太抽象，措辞的歧义太多，又滞后于时代发展，只有凭借最高法院的解释才能确定含义。在解释宪法的时候，最高法院并不是独立的，更不是中立的，而是深受政治的影响。斯卡利亚大法官的经历就将这种司法政治演绎得淋漓尽致。
斯卡利亚钟爱打猎，最后在农场狩猎途中去世。打猎离不开枪支，斯卡利亚的一生都和枪支控制问题纠缠在一起。美国是个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公民持枪十分普遍，带枪上街、上学、上班都不算稀奇的事。当然，由于滥用枪支而引发的惨案也数不胜数，触目惊心，仅总统就有四位殒命于刺客的子弹。很多人认为，枪支的取得过分容易是导致枪案高发的原因，为了减少犯罪，必须严格控枪。1960年代，这种观点占了上风，许多州出台了控枪立法。
可是，政府虽然严格控枪，效果却并不理想，犯罪分子总有办法搞到枪支。于是有人认为，既然政府靠不住，那就得靠自己。面对犯罪，手中有枪，心中不慌，“以暴制暴”总比赤手空拳面对枪口要安全。只有承认公民的持枪权，才能收到震慑和抵御犯罪的功效。1970年代，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催生了持枪权运动。
和支持禁枪的力量相比，持枪权运动明显居于下风。为了扭转局面，运动的领导人决定借助政党力量。当时，共和党倾向保守，主张小政府，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公民自由；而民主党则常常被称为“自由派”，他们的主张和保守派相反，希望扩大政府干预。这一格局延续至今。持枪权运动的观点与共和党一拍即合。于是，共和党将持枪自由纳入核心政治纲领。他们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动用违宪审查权，肯定公民的持枪自由，否定禁枪立法。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斯卡利亚进入了共和党的视野。
斯卡利亚对枪支的嗜好至少可以追溯到员工时代。在他就读的高中，所有员工都必须参加青少年预备役军官训练营，这在美国很少见。军训让斯卡利亚爱上了枪支，他甚至曾经随身携带卡宾枪乘坐地铁，并且把打猎的兴趣保持了一生。1970年代，斯卡利亚任教于顶尖法学院，以反对政府干预而闻名。这样一位既爱枪支又爱自由的法学家，实在是推动持枪自由的不二人选。看准了人选之后，共和党先是让斯卡利亚到司法部历练，又任命他担任巡回法院法官。到斯卡利亚50岁时，共和党的里根总统将他送进了最高法院，静待时机。
一等就是20多年。到了2008年，机会终于来了。有人起诉哥伦比亚特区的禁枪令违反宪法，斯卡利亚负责撰写最高法院的判决书。等到判决书出台，人们大吃一惊：这哪里是在解释宪法，根本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修改宪法！斯卡利亚说，持枪权是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赋予的。诚然，第二修正案确实规定“人民保存和持有枪支的权利不可侵犯”，可是这前面明明还有半句话：“整训良好之民兵队伍乃维护自由州安全之必需”。换言之，持枪权仅限于武装民兵所需，普通百姓带枪根本就不该受宪法保护。斯卡利亚却说，前半句话没有实际意义，不用管它。两片嘴唇一碰，就把宪法修正案的半句话给删掉了，这哪里还是法官，分明是口含天宪的通天教主！
然而，这样一份名为释宪、实为修宪的判决书，却获得了五位大法官的支持，成为了法院意见。意味深长的是，这五位大法官全部都是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斯卡利亚拒不承认判决受到了政治影响。他百般辩解，把美国制宪前后数十年间的著述、报刊乃至词典都搜罗出来，甚至上溯到英国的光荣革命，力图证明宪法在制定时的意思和他说的一样。但是，斯卡利亚一手缔造的宪法史奇观，已然有力地证明：最高法院的司法活动绝非与政治无涉，而是美国公民政治、政党政治和国家政治复杂作用下的产物。所谓法官不受政治影响一说，并不符合事实。
三
大法官既有能力影响政治，又受到政治的深刻影响。他们站在政治与司法的交叉点上，是美国政治游戏的核心玩家之一。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像民选官员那样受到任期限制，只要本人愿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这样一来，大法官的政治影响甚至比总统都要大得多。那么，斯卡利亚的去世，对美国政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斯卡利亚生前是最高法院内保守派大法官的领袖，还是院内力量平衡的维护者。包括他在内，九位大法官中有四位保守派，和四位自由派势均力敌，另有一位大法官左右摇摆。斯卡利亚一死，保守派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状况，力量的天平向自由派大幅倾斜。通过主导大案判决，自由派不但可以贯彻自己的理念，而且可以巩固奥巴马总统的政治遗产，还获得了影响总统大选的力量。
首先，自由派获得了决定大案走向的机会。在几乎全部重大政策问题上，自由派都与保守派有严重分歧。比如，自由派主张，政府应当维护劳动者结成工会的权利，促进集体谈判；而保守派则对工会很不感冒。为了补偿国家对黑人的历史欠账，自由派支持在教育、就业等方面优待黑人；而保守派则认为，优待黑人就像优待白人一样不合理……这些分歧今年都将通过诉讼摆到最高法院面前，让自由派有机会在判决中伸张自己的观点。
其次，自由派获得了捍卫奥巴马政治遗产的机会。奥巴马的任期还剩下不到一年，他最担心的事情，大概就是政治遗产被后继者推翻。比如，他推动立法，强制全民购买健康保险；他还绕开国会，发布总统令，准许数百万非法移民在美国继续居留。这两大遗产饱受争议，今年都将在最高法院经受考验。奥巴马在任内已经成功提名了两位自由派大法官，如今保守派又失大将，他可暂时高枕无忧。
再次，自由派还获得了影响总统大选的机遇。大选将于今年年底举行，而选前的判决关系到两党支持者的切身利益。工会是民主党的传统票仓，黑人支持民主党的比例也远高于共和党；如果自由派充分利用在最高法院的人数优势，做出对工会和黑人有利的判决，就将有力地巩固民主党的基本盘，为连续第三个民主党总统任期创造条件。这是民主党的美梦，却不啻是共和党的噩梦。
为了让美梦成真，民主党迅速行动起来。按照宪法，大法官要由总统提名，并获得参议院通过。斯卡利亚去世次日，奥巴马就表示将提名继任者。而控制参议院的共和党则生怕噩梦成真。他们寄望于共和党人当选下届总统，提名保守派的大法官，所以祭出了拖字诀：无论奥巴马如何积极，都拒不合作。
有趣的是，府院之争明明是政治分歧，双方却都拿宪法说事儿。正在竞争民主党提名的希拉里·克林顿就说，参议院有责任通过大法官提名，共和党的行径是对宪法不尊重。而共和党参选人特德·克鲁兹则打定主意，要利用参议院宪法职权来抵制奥巴马的提名。其实，无论怎样宣称自己在“讲法律（宪法）”，法官任命中“讲政治”的本质都无可掩盖。
不过，总统大选在即，共和党如果一味拖延新大法官产生，会给选民留下为了党派利益不惜瘫痪司法的坏印象，这对选情十分不利。更重要的是，如拖到新总统上任再启动程序，最高法院将有近一年半的时间处于实际缺编状态。由于党争，最高法院竟然沦落到连大法官都凑不齐的地步，这无疑将沉重打击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恶例一开，两党当事者都将成为历史罪人，这是双方都无法承受的。
所以，无论两党在大法官提名问题上如何剑拔弩张，妥协的空间都始终存在。为了争取共和党的合作，奥巴马可能采取两个策略：一是提名自由派色彩较淡的候选人。之前提名的大法官就有“表面自由派、内里中间派”的名声，也顺利获得了参议院的通过。二是提名有利于增强最高法院族裔多样性的候选人。比如，黑人的提名就相对容易获得通过，因为反对者很担心沾上种族歧视的坏名声。
两个策略并用，就产生了最可能获得提名的人选——斯里·斯里尼瓦桑。此人生于印度，如果共和党拒不合作，就要背负阻挠第一位亚裔大法官的历史责任。而从履历来看，斯里尼瓦桑在奥巴马当局的司法部担任要职，还是总统本人任命的巡回法院法官，足可以让民主党放心；他又曾在小布什当政时出任公职，是共和党熟悉且能接受的人物；最后，他还担任过著名“骑墙派”大法官桑德拉·奥康纳的助理，深谙政治平衡之道。显然，斯里尼瓦桑如果获任，首先还是因为他最擅长在最高法院“讲政治”，而不是他的法律造诣高人一筹。
总之，大法官身居美国政治的要津，他们不仅裁决法律之争，更裁决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是之争；他们不仅充当传统意义上的“判官”，更兼具法律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的双重身份，理应被称为“司法政治家”。正是因为这些，斯卡利亚大法官的离世，才激起了巨大的政治波澜。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打破所谓司法与政治相互隔绝的迷思，理解法治与政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法律工作者要讲政治，政治工作者要讲法律——这是我们研究美国司法政治得出的基本结论。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来源：《红旗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