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瑞华 谭迪：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生命 一体安全观”及其当代价值

健康的自然根基，生态安全是生命安全的支撑和屏障。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6］可见，人类的肉体生命依赖于自然界的地质、地理、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这些自然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在此基础上，人、社会与自然发生种种联系。《资本论》中反复强调，自然界的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资源条件等是人类生活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意味着自然是人的生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健康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和生命之源，毫无疑问，生态的安全健康直接决定着生命的安全健康。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醒人们要认识到，当人类开垦大陆、征服自然而攫取巨大的自然财富时，毁坏和伤害自然生态，自然会报复人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警告人类不要过分陶醉对自然的胜利，对自然的征服从最初来看似乎是达到了目的，但从长远来看，其结果是适得其反的，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的居民和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为了得到耕地而砍光森林，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得到的却是洪水和不毛之地。还有西班牙种植场主，在古巴为了让咖啡树得到足够的木灰肥料而焚烧山坡上的森林，得到的却是倾盆大雨冲走沃土，留下赤裸的岩石，等等。恩格斯紧接着要求人们要清醒地记住“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7］。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表明，生态共同体遭到破坏，丧失其自我修复和自我再生的能力，必然会威胁到生命共同体的安全和健康。可见，生态的安全健康与生命的安全健康是一体的。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从生态价值与权利论的角度指出，生态价值与生命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在这个统一体中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居于首位，适宜居住和生活的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拥有的基本生态权益，是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的重要保障。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清新的空气、新鲜的食物、宽敞明亮的居室、清洁卫生、身体运动、同伴交往等是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最基本的需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生活的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8］。资本主义生产恣意破坏自然界，无视生态的价值，把自然变得“荒芜“”腐败”，剥夺工人所拥有的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权益，工人的生命随之遭受蹂躏而失去生命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命安全权和身体健康权是工人首要的权益“，工人要坚持他们在理论上的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围内并由他出钱使这种共同劳动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9］。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揭露了工人居住环境、生活环境、生产环境的恶劣，导致工人染上了各种流行病、职业病，工人享有良好自然环境的权益被剥夺，使他们遭受身心安全健康的双重损害。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工人的生产生活环境状况与他们的生命安全健康状况角度，论证了生态与生命价值的统一性，并把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处境作为价值诉求的目标。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基础上，阐释了“生态—生命一体安全观”，在生态—生命共同体中，生态是生命的前提基础和先决条件，生命依赖于生态并受制于生态；生态安全是生命安全的基础和依托，生命安全是生态安全的表征和体现。安全健康的自然生态、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生命安全和健康所应享有的首要权益，生态权益的剥夺就是对生命安全权和健康权的剥夺。因此，生态与生命、生态安全健康与生命安全健康是同气相连，安危与共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本逻辑与生态— 生命逻辑的背离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环境状况与工人的生命安全健康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恶劣的生态环境对工人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损害和摧残，其生态—生命发生了双重危机。这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生命逻辑的背离，破坏了生态—生命共同体的安全与健康。

第一，资本把人身外的自然界和人自身沦为任意滥用、盘剥、掠夺的有用物和对象，造成生态—生命安全健康的双重损害。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生产方式摧毁了人对自然的崇拜并突破地方性发展的界限，“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10］。资本把一切自然都视为对象和有用物，都要毫不留情地服从资本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马克思指出，自然慷慨大方，馈赠人类以生活资料富源和劳动资料富源。然而，资本家不费分文就把土地、河流、瀑布、森林、矿山、海洋等纳入创造利润的生产过程，它们只是生产要素，而不是价值要素，资本家对它们的使用毫不吝惜。“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同样数量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11］可见，资本为了快速增殖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浪费而从不加以保护。与此同时，资本为了增殖的需要，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进行了系统掠夺，资本家把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看作是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看作是提高利润的手段。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造成自然界的日益腐败，同时消耗了大量劳动力的时间和生命力，使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处于萎缩状态。对自然的掠夺和对劳动者的榨取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体两面。在资本突破一切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把一切变成对象和有用物面前，生态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同时遭殃而黯然失色；生态共同体的自然力、生命力、活力遭受打击而变得“荒芜”“腐败”，生命共同体的生命体征随之减弱、衰退。可见，在资本的视域中，生态—生命共同体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共同体。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物质变换裂缝”破坏了生态—生命共同体的新陈代谢的自我循环能力。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造成城乡分离、人与土地分离，“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12］。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物质变换裂缝”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不仅以“土地”为代表的生态共同体发生严重的生态灾难，而且以“工人”为代表的生命共同体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生活遭到破坏。资本所造成的“物质变换裂缝”大量浪费良好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这一重要的国民财富。一方面，不惜污染自然环境，废弃和浪费本可再利用的自然物质“，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是消费排泄物。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 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13］。另一方面，不惜牺牲劳动条件和环境卫生，浪费工人的生命健康，“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所以，实际上正是劳动的这种直接社会性质造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14］。人和自然是携手共进地成为产品的原始要素和资本的物质成分要素。资本像吸血鬼一样不停地吸吮，像狼一般的贪婪，无限度地压榨生态和生命、人和自然。

第三，空间的不正义和生态的不正义进一步加剧了工人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危害性。马克思说，“ 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工人的生产生活空间实况进行了纪录片式的描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强权政治和霸权经济体系把工人的生产生活空间抛入隐秘性、边缘性的空间序列，造成生态空间内部的差异和断裂。就生活空间来说，在英国像伦敦等一些大城市，工人区和富人区是严格地分隔开来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王府、华丽的大厦、花园别墅、富丽堂皇的大街，集中了财富、欢乐、光彩，享受着增进身体健康的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是贫民窟、大杂院、小胡同，房屋肮脏拥挤不适于居住，街道凌乱荒芜，集中了贫穷、饥饿、疾病、各种恶习，以及由贫穷造成的苦难、痛苦的呻吟、肮脏、腐烂、一切的惨状，既摧残身体又摧残灵魂。在生产空间上，工人的劳动条件毫无安全保护，工作场所空间狭小、拥挤，没有通风设备和清洁卫生设备，且劳动强度大、工时长，劳动工场成为疾病和死亡的温床。

第四，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逻辑践踏生态— 生命共同体的根本原因“。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 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15］恩格斯指出，工人非自然的过早死亡是社会谋杀所致，资本像“刀剑或枪弹”一样充当了社会谋杀的武器。由于不费资本分文、免费使用大自然馈赠的资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直接的受害者是工人，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去进行环境治理，不去维护生态—生命共同体的安全健康。相反，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工业化和工业文明走的是野蛮地掠夺生态—生命共同体精华的黑色发展之路。

可见，生态问题不单纯是自然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疾病灾害问题，尤其是流行传染病，虽说穷人的那些不卫生的住宅和贫民窟都会成为传染的大本营，但瘟疫会从那里向四面八方传播，会侵入有产阶级的住宅。可见，富人尽管能用金钱购买到良好的居住环境，但在传染病面前也无法幸免，这更加突显了生态—生命共同体安全健康的一体性。

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命一体安全观” 的价值旨归

 当今世界，世纪大疫、自然灾害、经济复苏艰难与百年变局交织叠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重矛盾加剧，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双重危机突显，现代人类正生活在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人类自身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生命一体安全观”映照当下， 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感，在指导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消除全球生态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生命健康危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和健康世界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为破解世界性的时代难题指明了出路。

第一，确立“生态—生命一体安全观”，正确处理好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之路，确保生态的安全健康和生命的安全健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目标。要认识到生态安全健康是生命安全健康的自然基础和前提，没有生态的安全就没有生命的安全，没有生态的健康就没有身体的健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命一体安全观”为基础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保持生态的本真性和完整性，就是要保持生态系统运行的规律和法则不受干扰和破坏，生态的功能、特性和风貌不被改变，自然始终处于稳定、美丽、宁静、和谐的状态，避免出现马克思所批判的“违反自然的荒芜”和“腐败的自然界”。生态的本真性并不是说停止改造自然而回复到原始的自然，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保持生态的本真性和完整性，以及生态的安全性都离不开发展，因为不发展，人类的生活无法摆脱贫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象层面分析了贫困是造成工人生活环境污染、身心疾病、智力退化、道德堕落的直接原因，在生存的温饱需要和生态环境之间，即面包和空气之间，人们往往会选择前者而牺牲后者。这就要求正确处理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要在发展中维护生态安全，在生态安全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生态安全是生命安全的自然基石，经济发展是生命安全的物质基础，二者是生命安全的双重屏障。“人类与周围自然有着共同的命运，人类的利益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生态文明建设以地球生物圈的健康生存来约束和限制人类对自然的行为，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16］另一方面，生态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生态失去安全性，发展就会陷入困境。“例如亚德里亚海或北海死亡，或者他们被社会认为是‘有害于健康的’——如果考虑经济效果，这两者的差别可以忽略——那么不仅是北海会死亡，而且海洋中的生命和靠海洋生存的生命也会随之死亡，所有直接或间接依赖海上贸易的城镇、地区和沿海国家的经济生活也会消亡。这种状况未来继续发展下去达到极致时，现代工业文明将转变为一种世界风险社会的‘世界杯’赛。在此，自然的破坏与市场的破坏相一致。”［17］生态威胁将撕毁商业的大本营。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本原性、人的依赖性和制约性的生态本体论，必须走生态优先、高质量的绿色发展道路，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构思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逻辑。在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以生态的安全健康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健康为目标，把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建设一个圆融和谐的生态—生命共同体。

第二，从生态权益论角度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生态—生命一体安全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确实保障人民在良好环境中生产生活的环境权益，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化和具体化。马克思恩格斯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人民的利益、劳动者的命运始终萦绕于心，是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认为生命安全权、健康权是人民的首要权利，也是人民最根本最直接的利益，而生命安全权和健康权是以生态安全、健康的环境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对工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影响，深刻剖析了资本的经济逻辑与自然的生态逻辑的背离，在资本积累的偏好下，生态的安全健康和穷人的生命安全健康都被无情地牺牲掉了。对生态资源的掠夺剥夺，空气污染、水污染、自然的修复能力和资源的再生能力的破坏，就是对工人生态权益的损害和剥夺，违反自然的荒芜、腐败的自然界必然导致工人生命力萎缩和身体健康退化。今天中国正在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要考虑生命与自然之间的依存关系，经济发展的逻辑要与自然生态的逻辑相符合，筑牢生态—生命安全的屏障，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权、健康权置于首位。生命的安全、健康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利，是“每一个人对自己人性的最低程度的合乎情理的要求”，是不能被无视、拒绝或剥夺的。生态环境是支撑生命共同体的公共资源，环境恶化的问题是公共问题，它关乎每个个体生命最基本的生存，最直接地影响着生命的安全和健康；具备充足而丰富的生存和发展资源与能力、清新的空气、洁净的饮水、新鲜的食物、宜居宜业的环境是生命安全、健康最基本的需求。这些最基本的不言而喻的需要应给予满足和保障。同时，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还要保证生态正义、空间正义。“由于人们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作为社会的善的机会和自尊的分享，而环境善物与环境恶物的分配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因而，对环境善物与恶物的分配应当遵循基本的正义原则”［18］。可见，由环境不正义、生产生活空间的不正义所造成的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损害，是最大的不正义。

第三，从生态法治角度看，用法治和制度保护

生态环境，建设安全健康的生态—生命共同体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要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19］。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步入了法制化轨道，从根本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上建构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顶层设计上，从战略高度明确规定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把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要素都纳入法制体系的建设中，制定和完善自然资源、国土开发、空间规划、耕地保护、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组织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这一套严格的制度和严密的法治，涵盖了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末端治理、损害赔偿、责任追究，贯穿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我国环境法治建设形成了体系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新格局，我国的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而走向现代化。由此可见，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不断进行制度和法律法规创新，增加制度和法律法规供给，并强化执行，制度、法律法规成为不可碰触的高压线和不可逾越的雷池，为生态治理建设安全健康的生态—生命共同体确立了坚实的制度和法治保障。

第四，从生态责任论角度看，保护和建设安全健康的生态—生命共同体是人的伦理责任目标， 消除当代世界所面临的生态—生命安全双重危机，各国负有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人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能动意识的存在物，是能够认识到生态—生命共同体的一体性，能够体察生态危机的唯一生命形式。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环境，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因此，维护生态的安全健康是人和社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人类就应当像维护自己的有机身体的安全与健康一样，来维护自己的无机身体的健康与安全。”［20］众所周知，地球是人类生活的唯一家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以及所造成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自然、维护自然的美丽和健康，是全球各国共同的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又是有区别的。1992 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提出，鉴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不同，各国对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 年“气候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中，重申和强调“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指出，这一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虽然说各国对造成全球环境问题负有共同责任，但并不是说各国负有同等的责任，而是要根据对环境破坏的程度以及所具备的发展能力来区分相应的责任。发达国家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构建生态—生命安全共同体承担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必须打破绿色贸易壁垒，为发展中国家应对生态环境危机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发展中国家负有相应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经济上仍然贫穷落后，贫穷和庞大的人口压力迫使发展中国家掠夺式地开发自然资源，重蹈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在当今资本主导的国际社会，由于资本生产天然具有的“反生态性”，造成了不同场域生态交往的国际性不平等。